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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解释框架

2016-05-23 21:46 恒峰娱乐g22com登录 陈涛 谢家彪

提要:农民环境抗争研究一直秉持“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农民目标取向的多面性和抗争事件的情境性。通过对大连“7•16”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我们发现,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存在维权、谋利和正名三种目标指向,分别旨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骗取赔偿款以及为草根动员者自身恢复名誉。学界需要对“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弱者身份与弱者标签以及媒体建构与科学精神展开反思。当前,环境抗争出现了新态势,我们称之为混合型抗争,包括维权、谋利、正名、泄愤和凑热闹等目标指向。社会的原子化和逐利心理、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矛盾和怨恨心理以及地方政府的“维稳恐惧症”是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混合型抗争是对当前抗争实践的理论归纳,有利于识别真正的受影响人群和区域,推动社会治理。

关键词:混合型抗争;“侵权—抗争”;维权;谋利;正名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抗争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不少经典的解释框架。比如,弱者的武器(Scott,1985)和依法抗争(O’Brien,1996,2013;O’Brien&Li,2006;李连江、欧博文,2008)等分析框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于建嵘(2004)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认为中国农民抗争进入了以法抗争阶段,应星(2007)在批判以法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草根动员理论,此外,农民的依势抗争(董海军,2010)、以身抗争(王洪伟,2010)、原始抵抗(李晨璐、赵旭东,2012)和英雄伦理(吴长青,2013)等都展现了农民群体特定的抗争策略。

在现代工业社会,环境问题引发的底层抗争是农民抗争中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国家,环境抗争往往与社会正义和种族冲突等广泛的社会问题勾连在一起(Cable&Benson,1993;Freudenburg&Gramling,2011;Gotham,1999;Gouldetal.,1996;Krauss,1989;Norris&Cable,1994;Pellow,2002;Taylor,1997;Walshetal.,1993)。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局部地区就出现了零星的环境抗争。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2000年之后,环境污染、PX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核电项目等邻避设施建设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频发。自冯仕政(2007)明确使用“环境抗争”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环境抗争态势的发展,冯仕政(2007)对环境抗争的概念界定需要进行两个层面的发展。首先,冯仕政认为环境抗争“基本上是个体行动,而不是集体行动”,但是,近年来的集体行动日趋增多,比如,集体散步、集体下跪以及群体性事件,等等。其次,环境抗争是在“遭受环境污染之后”的观点需要修正,邻避效应引发的预防型环境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突出社会问题。此外,环境抗争中的集体散步、集体下跪等具有本土特色的抗争术也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一概念以来,学界在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综观既有研究文献,都是在“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下展开的。“侵权—抗争”逻辑框架是我们对既有研究范式的概括与归纳,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这种框架所探讨的环境抗争发生于底层权益受到侵害后或者可能受到侵害之时,它是对客观问题的理论回应。长期以来,环境抗争确实是因为底层权益受到侵害而不得不奋起反抗,而且其寻求权利救济之路异常艰辛,这是“侵权—抗争”逻辑框架产生和流行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有的研究存在“侵权—抗争”的逻辑预设,容易受到某些调查不够深入的媒体信息的引导,理所当然地认为环境抗争都是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这种逻辑预设存在问题需要反思。近年来,环境抗争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态势,底层抗争场域中出现了多种目标取向,已经超出了“侵权—抗争”框架的解释范畴,但这尚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审视。

近年来,农民上访问题研究展示了底层抗争的复杂性。田先红(2010)指出,“中国农民上访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多维度的,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迥异于西方视角下的民主政治参与”。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农民权益被侵犯现象屡屡发生)和学者在农民群体研究中的条件反射,农民话语体系中的多面性往往被忽视了。事实上,“不管是社会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其所提供的资料都是经过其个人或所在单位/社区情感加工后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情境性”(陈涛,2014:21)。当前,学界在信访问题领域开展了颇有意义的探讨。田先红(2010)将农民上访分为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两种类型,直接剖析了农民的谋利取向。申端锋(2010)、陈柏峰(2012)以及汪永涛和陈鹏(2015)对无理、谋利等上访类型的分析,饶静等人(2011)对要挟型上访的研究,都展现了农民利用基层政府的信访压力来谋求不合理利益的诉求问题。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农民信访目标取向的多面性,但其探讨对象主要是上访专业户群体。同时,这些研究缺少对谋利之后的惩罚性后果等社会问题的跟踪研究。

来源:社会学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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